发哨人–原文

注:原文2020年03月10日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人物(renwumag1980)及微博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

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

注:原文2020年01月27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大家·腾讯新闻”(微信号:ipress),作者陈季冰,后被删除。如有侵权请联系本账号。 我目前居住的上海市长宁区某居住小区公寓楼里有一户人家是武汉籍,共有五口人。一对老夫妻(外公外婆)不久前带着小孩子回武汉过年,大约是看着形势不对,在武汉封城的几个小时前(23日晚,也就是俗称的小年夜)连夜返沪。 开头两天还比较平稳,大年初一(25日)下午起,外公开始出现发烧症状。 此刻,一家人已自行去附近的医院就诊。 左邻右舍们都惴惴不安,不知接下来会如何? 1 我是一个拥有近30年新闻工作经历的媒体人,自然对这场仿佛“突然之间”席卷神州大地的疫情中的媒体角色格外关心。 纵观新闻媒体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或“新冠病毒”)大爆发的反应,1月20日那天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 在1月20日之前,关于绝大多数关于“新冠肺炎”的报道来自武汉和湖北当地的官方媒体。这些报道大多服从一个主基调,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病毒“危害有限”,并且是“可控的”。比如说,有专家言之凿凿地称,这种新病毒不能“人传人”等等。 期间还发生了8位武汉市民因在社交媒体上“造谣”而被谈话的事情。 虽然第一例患者的出现是在2019年12月8日,但之后的40多天里,可以说新闻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一直是“安抚”功能。 自然地,别说是全国其他地方,就是在武汉当地,气氛都是一派祥和。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第一则通报则是在2019年月12月31日发布的。我觉得,倒不能因此过多责怪武汉市卫健委在这方面反应迟缓。一种人类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病毒的发现、分离、筛查和确认,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过,武汉市卫健委此后又零星发布过几次语焉不详的通报,当地新闻媒体也都在很不重要的位置做了报道。简单总结,患者人数略有增加,但不严重。而在1月5日到11日之间,通报干脆停止了;1月13日至18日,通报恢复,但都是无新增病例,无病例死亡,只有治愈出院病例。 有人发现,那两段时间恰逢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两会时刻”。他们因此戏称,这个“新冠病毒”真是爱国又讲政治。为了欢度春节,武汉还在1月18日举办了百步亭社区万家宴活动,并在1月20日向市民开放20万张文旅惠民券免费预约…… 但在1月20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从媒体报道开始出现大规模感染病例,到武汉“封城”、求援,直至全国许多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湖北省政府启动一级响应竟然晚于浙江、广东等省份),中间只有3、4天时间。 从1月20日开始,新闻媒体对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参与进入我所说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用一句官方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舆论的主战场转到了武汉和湖北之外,当地官媒的声音被更加强势的全国性媒体连篇累牍的滚动报道所淹没了。 不过,不出我所料,这一阶段的媒体报道大多服从另一个主基调,就是表决心和讴歌好人好事。简言之,自1月20日以后,中国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主要功能从之前的“安慰”变成了“鼓劲”和“感动”。 这么说吧,1月20日前后的媒体反应的确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的新闻媒体应该做的事情。 2 这些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说,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 有报道说,华盛顿大学的两位教授通过真实案例建构的一个数据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10倍,SARS和“新冠肺炎”这一类严重危害公共健康的传染病的感染数将会减少33.5%。这种社会学定量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圈内外人士见仁见智,但高质量的自由的新闻报道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个有效手段,这个结论毫无疑问应当成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过,新闻是灾难的救助者。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也一再强调了信息透明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在他备受瞩目的对话节目里重复了这一点。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说,“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在这次疫情中,白岩松与钟南山的对话,在民众中极受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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