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哨人–原文

注:原文2020年03月10日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人物(renwumag1980)及微博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

Memory and CPU limit in docker-compose version 3

cpu_shares, cpu_quota, cpuset, mem_limit, memswap_limit and mem_swappiness are deprecated in version3.x
when using 3 version of docker-compose, we can use deploy for non swarm mode or swarm mode, such as

version: "3.7"
services:
  redis:
    image: redis:alpine
    container_name: testredis
    deploy:
      resources:
        limits:
          cpus: '0.50'
docker-compose --compatibility up

–compatibility is required (taken from the documentation): If set, Compose will attempt to convert deploy keys in v3 files to their non-Swarm equivalent

Implement a Java-like enumeration in Python

Consider to use the Enum class if your program consists of a fixed set of constants, like seasons of the year, operations calculator, user status, user genders and etc.

Java Enums

public enum ErrorCode {

    SUCCESS(0, ""),
    DUPLICATE_NAME(1, "商户名称重复"),
    EMPTY_LOGO(2, "商户 logo 为空"),
    EMPTY_BUSINESS_LICENSE(3, "商户营业执照为空"),
    ERROR_PHONE(4, "商户联系电话错误"),
    EMPTY_ADDRESS(5, "商户地址为空"),
    MERCHANTS_NOT_EXIST(6, "商户不存在");

    /** 错误码 */
    private Integer code;

    /** 错误描述 */
    private String desc;

    ErrorCode(Integer code, String desc) {
        this.code = code;
        this.desc = desc;
    }

    public Integer getCode() {
        return this.code;
    }

    public String getDesc() {
        return this.desc;
    }
}

Python Enums

class CardTypeEnum(Enum):
    ID_CARD = (1, '身份证')
    TRAVEL_FOR_HK_MR = (2,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TRAVEL_FOR_TW = (3,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PASSPORT = (4, '护照')

    def __init__(self, code, text):
        self.code = code
        self.text = text

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

注:原文2020年01月27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大家·腾讯新闻”(微信号:ipress),作者陈季冰,后被删除。如有侵权请联系本账号。


在我动手写这篇文章之初,一团沉重的阴霾正向我和家人头上压来。

我目前居住的上海市长宁区某居住小区公寓楼里有一户人家是武汉籍,共有五口人。一对老夫妻(外公外婆)不久前带着小孩子回武汉过年,大约是看着形势不对,在武汉封城的几个小时前(23日晚,也就是俗称的小年夜)连夜返沪

开头两天还比较平稳,大年初一(25日)下午起,外公开始出现发烧症状。

此刻,一家人已自行去附近的医院就诊。

左邻右舍们都惴惴不安,不知接下来会如何?

医务人员带领重点地区来沪人员入驻宾馆,进行医学观察。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1

我是一个拥有近30年新闻工作经历的媒体人,自然对这场仿佛“突然之间”席卷神州大地的疫情中的媒体角色格外关心。

纵观新闻媒体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或“新冠病毒”)大爆发的反应,1月20日那天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

1月20日晚,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接受央视新闻采访

在1月20日之前,关于绝大多数关于“新冠肺炎”的报道来自武汉和湖北当地的官方媒体。这些报道大多服从一个主基调,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病毒“危害有限”,并且是“可控的”。比如说,有专家言之凿凿地称,这种新病毒不能“人传人”等等。

期间还发生了8位武汉市民因在社交媒体上“造谣”而被谈话的事情。

虽然第一例患者的出现是在2019年12月8日,但之后的40多天里,可以说新闻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一直是“安抚”功能。

自然地,别说是全国其他地方,就是在武汉当地,气氛都是一派祥和。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第一则通报则是在2019年月12月31日发布的。我觉得,倒不能因此过多责怪武汉市卫健委在这方面反应迟缓。一种人类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病毒的发现、分离、筛查和确认,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2020年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公告休市整治

不过,武汉市卫健委此后又零星发布过几次语焉不详的通报,当地新闻媒体也都在很不重要的位置做了报道。简单总结,患者人数略有增加,但不严重。而在1月5日到11日之间,通报干脆停止了;1月13日至18日,通报恢复,但都是无新增病例,无病例死亡,只有治愈出院病例。

1月19日新闻,专家称武汉冠状病毒肺炎总体可治,当地媒体的报道方式极为乐观

有人发现,那两段时间恰逢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两会时刻”。他们因此戏称,这个“新冠病毒”真是爱国又讲政治。为了欢度春节,武汉还在1月18日举办了百步亭社区万家宴活动,并在1月20日向市民开放20万张文旅惠民券免费预约……

但在1月20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从媒体报道开始出现大规模感染病例,到武汉“封城”、求援,直至全国许多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湖北省政府启动一级响应竟然晚于浙江、广东等省份),中间只有3、4天时间。

从1月20日开始,新闻媒体对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参与进入我所说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用一句官方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舆论的主战场转到了武汉和湖北之外,当地官媒的声音被更加强势的全国性媒体连篇累牍的滚动报道所淹没了。

不过,不出我所料,这一阶段的媒体报道大多服从另一个主基调,就是表决心和讴歌好人好事。简言之,自1月20日以后,中国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主要功能从之前的“安慰”变成了“鼓劲”和“感动”。

这么说吧,1月20日前后的媒体反应的确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的新闻媒体应该做的事情。
1月22日,广州南站,很多旅客都戴上了口罩。南方日报记者 吴伟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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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说,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

有报道说,华盛顿大学的两位教授通过真实案例建构的一个数据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10倍,SARS和“新冠肺炎”这一类严重危害公共健康的传染病的感染数将会减少33.5%。这种社会学定量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圈内外人士见仁见智,但高质量的自由的新闻报道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个有效手段,这个结论毫无疑问应当成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过,新闻是灾难的救助者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也一再强调了信息透明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在他备受瞩目的对话节目里重复了这一点。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说,“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在这次疫情中,白岩松与钟南山的对话,在民众中极受关注。

我在这里就不说什么“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之类大话了,对我们来说,这话过于宏阔、遥远而无当了。仅从技术层面功利地看,保证信息透明畅通对于缓和危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进而对于社会稳定乃至为政者自身的利益都是有莫大好处的。

这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人都是理性的。任何社会主体,不论是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等,面对一个事件作出一项行动选择,无非都是基于自身所掌握的信息。只有信息越充分,人们作出的决定才越符合他们的个体理性,从而也就越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全球传染疾病分析MRC中心立足于境外“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量,再依据这种传染病的潜伏期等病理学数据建立的一个传播扩散模型推测,在1月12日那天,武汉市潜在病例数应为1700例多一点(不确定范围为190-5341);到1月18日那天,武汉市表现出症状的潜在病例总数应为4000例左右(不确定范围为1000-9700例)……

我不敢说这类研究推测结果一定多么准确,但至少具有一定的科学权威性,也与后来的疫情发展态势吻合。如果类似这样的信息都能全面及时地传递到尽可能多的中国读者、特别是武汉老百姓那里,那么就不会出现直到1月20日武汉大街小巷上绝大多数市民连口罩都不戴、依然在欢快地到处聚会的“盛况”了。而如果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之后应对疫情的所有决策都事无巨细地通过媒体发布给全国读者,那么,以中国目前的生产和物流能力,也就不会出现“封城”后武汉市内各种物资严重短缺、医院人满为患、医疗工作者不堪重负,而各地民间捐赠都被堵死在仓促关闭的交通要道中的悲剧了。

1月23日,航拍下街头空空荡荡的武汉。中新社记者郑子颜 摄

除了有利于在微观层面让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体对危机作出及时正确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保护)之外,信息透明公开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于能够极大地提高全社会对于一个危机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效率,从而通过广泛、充分和深入的讨论,推动决策者在宏观层面形成一个最优的应对方案。

如前所述,武汉的“新冠肺炎”是去年12月8日首次发现的。仅在一个月之后,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就确定了病毒原因并且公布了病毒基因组序列。就连国际同行都称赞说,这是世界顶尖的科研效率。

2020年1月16日新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专家冯子健说,经过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多家机构和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部门的密切合作,目前发生在武汉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它不是SARS,也不是MERS病毒,它是个新的冠状病毒,它们的病毒基因序列差异比较大。

2020年1月16日新闻: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说,公共干预措施控制住了疾病的发展。

其实不仅医学科学,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今日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从一开始就帮得到武汉的地方,还有许许多……

然而,疫情发展到眼下这个地步,真可谓“手握一把王炸,结果打成了末家”。

3

可能还有比“手握一把王炸,结果打成了末家”水平更差的玩家。

除夕那天(1月24日)下午,正在武汉采访的财新记者王和岩发了一条朋友圈,称自己和同事为了核实一家医院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辗转联系了数名医生,均被告知疾控中心有令,医护人员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对外泄露疫情。哪怕承诺匿名,承诺保护信源,也不受访……

当天下午还有人称,路过这次病毒的源头华南海鲜市场,顺手拍了张照片,立刻有四名保安围上前来,大声呵斥,要求删除照片。甚至有动手抢手机的,说是“昨天一名日本记者来拍被抓到派出所去了……

大年初一(25日),武汉《长江日报》在它旗下的新媒体“长江融媒”上发表社论《你的每一句谣言,都在制造无谓的恐慌》,继续严厉指控谣言,称它比瘟疫危害更大,决不能放任不管。“新型肺炎治好了,走了也就走了,但谣言不是,它的危害更大,对城市的伤害更持久。”

这一天,还发生了湖北某报资深名记者因微博受处分的事情。

显然,有些人仍然理所当然地认为,安抚人心是当下最重要的事。不然,他们不会在到处缺物资、缺人手的这一刻,把这么多人力布置在华南海鲜市场周边以作监视之用。

因为他们也是理性的。

你确实可以说,这是陈旧思维导致的恶果。那么,为什么许多管理者会形成这样一套“不让或少让全社会知道真实情况总不会错”的错误思维和行为模式呢?大多数人都将其归咎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因循保守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我并不这么看,我可以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反驳这种推理。

我们知道,目前各地官员对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热情可谓空前高涨。但是,仔细想想,外资大规模进入一个地方也是会引起很多麻烦、甚至社会问题的,比如动拆引起的居民对立、环境污染等等。还有,你怎么了解这些外来资本的底细,也许它们主观上怀有(或至少客观上会造成)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和谐”。

然而,我们很少看见过官员因为胆小怕事而尽量想办法将可能带来“麻烦”的资本拒之门外的情况。相反,他们总是想出许多门道热心帮助这些外来资本,引导他们在国家的政策允许范围内获得发展空间,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有人为此而明目张胆地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样的管理者,在招商引资、做大本地GDP这件事情上,怎么一点也不因循守旧?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官员考核的导向——经济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最主要的追求目标,这就导致对官员的考核也以是否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为最重要的标准。在这一前提下,官员为了赢得光明的仕途,只要是有利于加快发展经济的,他就什么风险都敢冒,因为“经济发展”这一俊可以遮其他百丑。

发展经济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许多官员心里并非不明白,社会稳定归根结底要靠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来实现,但这是一件投入大而见效慢的异常困难的工程。相反,GDP的提升是有可能立竿见影的。当然,社会稳定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头等大事,但到了许多地方官员那里,它的目标就很自然地降低为只要不出事就好。鉴于中国的官员是被上级而不是被本地民众考核的,于是所谓“不出事”在官员那里就被进一步定义为“不被上级得知出事”。沿着这个逻辑,在许多地方,“社会稳定”=“报纸版面(或电视荧屏)上的稳定”,其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凡事先“不得报道”再说了。

这套类似于掩耳盗铃的做法的代价是,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积累和沉淀下来,最终一次次通过“新冠肺炎”这样的重大危机爆发出来。更严重的是,这种管理模式不仅没有起到稳定的作用,反而一手制造了许多本不该有的社会冲突。所有的事件等到揭开和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惨痛后果。

昨晚,很多人都因为一场新闻发布会而陷入群嘲,对个人责任的追问成为主流舆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即使个人承担了必要的责任,只要行政思维不变,我们就很难期待下一次考验的安然通过。SARS的惨痛教训并不远,但人类最惨痛的教训,难道不是从未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吗?

《尚书·泰誓》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耳目闭塞也是一种传染病,没有谁能幸免。


4

再来看看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新闻媒体

除夕那天下午,看见我的老东家《文汇报》的几十位老同事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的聊天。

一位上世纪80年代就在全国大名鼎鼎的《文汇报》著名记者,也是我最为尊敬的前辈同事,感慨说,这次的新型肺炎疫情,应该是《文汇报》大显身手的时候。

我不知趣地打岔说:首先,今天的《文汇报》已经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文汇报》。总体上说,今天的新闻媒体也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新闻媒体。其次,话说回来,今天的中国读者也没有谁在乎《文汇报》发表了什么。没有人期待像80年代那样从《文汇报》上获知什么有价值的重要新闻,因为长期以来《文汇报》也没有在乎过中国读者的关切,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

末了,我还特地加了一句:我这么说,并没有责怪谁的意思。我这辈子服务过很多新闻出版单位,其中《文汇报》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我工作过最长的一个单位,所以也一直是我最有感情的一个单位。

将近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曾经在本专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真正的新闻正在死去,更可怕的是无人在意》。我曾哀叹,今天的新闻媒体在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件报道方面的能力,已经衰退到了何种地步!并且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个隐喻来形容没有了优质新闻媒体的社会。

我当时怀着强烈的忧虑写道:“以今天的这种舆情状况,若是真的再面对一次SARS,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不幸一语成谶,还不到两年!

我现在的心态依然像两年前一样,我不想指责这是谁的责任,更没有雄心和抱负去为现状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然而我觉得,当我们看到了危险一幕后,我们总是应该大声指出来。只有更多人关注了,重视了,参与了讨论,事态才会有一线希望。那篇文章在“腾讯·大家”的平台上获得了超过100万的阅读数,证明了读者对这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的关注。这是我聊以自慰的,说明希望犹存。

文章发表以后,我还在与“腾讯·大家”专栏编辑的对话(《专访陈季冰:“新闻已死”刷屏,戳中公众哪些痛点》,)中说过,传统媒体没有能够向受众提供我所谓的“真正的新闻”;但雨后春笋办崛起的新媒体也没有能够如一些人曾经乐观预期或希望的那样,弥补上传统媒体在这方面的严重欠缺。相反,由于新媒体的诞生使媒体市场里的信息海量增长,而受众的注意力又总是有限的,它们反而“稀释”了过去传统媒体偶尔会做出来的一些高质量的新闻。

在本文中我没有讨论到新媒体,但我觉得,看看这些日子以来新媒体对这场“新冠肺炎”危机的反应,大家应该一目了然了。按理说,SARS过去的17年里恰逢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今天的信息和新闻传播技术应该比那个时候进步了一大台阶。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善

需要补充一点:在这次的危机中,新媒体提供了汗牛充栋的观点和情绪,它们中有些很中肯,有些可能没什么道理。但是,新媒体几乎都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一手信息,这是基本事实。

当然,我也丝毫没有责怪它们的意思。其中的原因,我已经在两年前的那篇文化以及其后的访谈里详尽阐述了。

但不管怎么说,看到极少数像财新这样负责任的传统媒体以及像丁香医生这样具有专业水准的新媒体在这次的疫情危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赢得的声名鹊起,我还是很感欣慰的。说一句本不该在本文里说的话,作为一个与财新多少有一些渊源的媒体人,我为它感到骄傲。

5

既然讲到了新媒体,或曰社交媒体,最后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想谈一下对所谓“谣言”的看法。

谣言,轻则令人心烦意乱,重则造成各种损失。因此人们憎恨谣言,官方出于各种各样的考量,也经常积极地打击谣言。

然而,就像世界上许多其他事务一样,未经审慎的程序和审查,仅凭善良愿望的行动往往不能达到善良的初衷,有时甚至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面。随意惩治“谣言”就是这样,它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所谓谣言,就是事后被证明虚假(不正确)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谣言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气象台发出预报,说今天下午3点某地会有暴雨,结果这场预报中的大雨没有如期而至……这也可视为一个“谣言”。那些因为担心暴雨而改变了原计划的老百姓或企业也会由此蒙受的实际损失,至少,这一则误报会给他们造成不便。

我之所以要特意在“不正确的信息”之前加上“事后被证明”,是因为一句判断性或预告性的话是否正确,总是要在事后才能得到确认。

在我看来,动辄呼吁严厉打击“谣言”的人犯的是“事后诸葛亮”的毛病,他们往往依据一件事情终结以后才搞清楚的结论,不假思索地想象成似乎当时就已经是一清二楚的。

在一个开放社会里,不安全因素如影随形。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大规模传染病和恐怖主义等“非常规”安全隐患尤其突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治理,而不是让大家冷漠地躲得远远的。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乘客在熙熙攘攘的车站大厅里看到一个可疑的黑色塑料袋,观察好久也不见它有主人的样子……如果他是一个关心公益的热心人士,或者哪怕仅仅是一个“好事者”,就有可能打电话向公安消防部门报案。

如果他不知道报案热线号码,或者打过去正好无人接听(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常见的吗?),他也可能会用手机拍一张照片,上传到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并加上他自己的几句猜测性话语。

如果他的这条微博和微信被广泛转发,则可能造成不小的恐慌,而且这条信息在多次传播过程中还可能以讹传讹,不断地被升级、加码,最后变得面目全非。

经验告诉我们,类似的情况大多数事后都会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也就是说,这位乘客发布了“谣言”,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按照我先前已经批评过的“事后诸葛亮”的逻辑,他应该受到严厉追查和惩处。

但一个社会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那些“好事者”,长此以往,热心公益的人士就会越来越少,所有人都会“理性地”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惹麻烦的做法。

他们在车站里看到了任何可疑物品的第一反应就是尽快离开那片是非之地,并且绝口不向他人提起。但是,哪怕100起报案中只有一起是真实的,忽视它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人身财产损失,也是99次白忙活所无法弥补的。

绝大多数普通公民并不掌握准确判断和正确处理交通事故、易燃易爆物品、地震海啸、伤病急救等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他们只能通过第一时间传播信息来参与这一类公共事件。相信这就是那8位武汉“造谣”市民的初衷,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哪怕是猜测,如果得以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也多半是正面的。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们发出的这类“报警”信息中的大部分可能事后被证明是虚假的。但如果混淆了故意的造谣和正当的猜测,那么就堵死了社会获知安全隐患的信息通路,这终将造成比“谣言”本身更加严重的危害

正如我们在这次的武汉新型肺炎疫情发展中已经看到的那样。
春节期间空荡荡的北京地铁。中新网图片
我当然绝不是主张社会应当对谣言听之任之,事实上,的确有许多人在利用谣言谋取不法私利,并对他人乃至全社会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他们理应受到惩处。

但我想要对此表达一个观点:在打击“谣言”的问题上,应当采取被动(消极)的立场,而不是主动(积极)的姿态。所谓应当采取被动(消极)的立场,意思是说,不应该在尚未产生可见的具体后果之前就轻率地裁决某个信息是“谣言”。

这是因为,“谣言”之所以是“谣言”,必定会对社会中的某一些人造成损失,不管这种损失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如果有具体的社会主体认为某些“谣言”危害了自己的利益,给自己造成了损失,他们应当被鼓励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可以向法院状告“造谣者”,要求他们赔偿损失,法院会经过一系列调查和辩论程序作出自己的裁决。如果“谣言”的后果严重到一定程度,检察部门也可以介入,对“造谣者”提起刑事诉讼。

不要忘了,“谣言”之所以需要被惩处,是因为它造成了后果。如果我在家里对妻子编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而她根本就没听进去,也没有对任何他人讲过,那么,我的这个所谓“谣言”充其量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玩笑而已。

法律意义上的“后果”都是已经呈现出来、并且可以证明的,而不是无法证明的“潜在”可能性。一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可能存在虚假信息的帖子,假如那些有可能因为这个帖子而蒙受损失的对象自己都没有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那就说明,不管它是不是谣言,它都没有造成什么实际后果。

这时候,如果官方轻率地站出来严惩“造谣者”,这就违反了基本的法治原则。

结语

这篇文章花了我整整两天时间,为的是及时追踪最新的信息。

就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公寓楼武汉籍邻居的血清化验报告出来了:阳性。

也就是说,他已被确诊为上海市新增的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目前,有关部门让这户人家的其余几人(未有发病症状)继续自行在家隔离。左邻右舍们更加惴惴不安,更加不知接下来会如何?

得知这一确诊消息后,我内心的第一个念头是:如果他们的老家武汉不是把很多力气花在“打击谣言安抚民心”上,而是尽早公开所掌握的一切真实信息,那么,他们显然不会再考虑回武汉过年……接下来我们公寓楼里的一切事端(包括往后还有可能发生的一系列潜在事端,甚至原本和睦的邻里之间的无端责难和纠纷等等)也就不可能再发生。这个小区现在会呈现出一派祥和稳定,真正的祥和稳定。

整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写于2020年1月25-27日。

Dockerfile: Geodjango and mysql-client

Dockerfile

Dockerfile based on Ubuntu image:


FROM ubuntu:bionic MAINTAINER xxx "[email protected]" ENV PYTHONUNBUFFERED 1 ENV DEBIAN_FRONTEND noninteractive ENV LANG C.UTF-8 RUN apt-get update -qq \ && apt-get install -y -qq unzip \ wget \ sudo \ less \ nano \ curl \ gcc \ libssl-dev \ git \ gosu \ build-essential \ software-properties-common \ python3.6 \ python3.6-dev \ python3.6-venv \ gettext \ gdal-bin \ binutils \ libproj-dev \ libgdal-dev \ libpq-dev \ postgresql-client \ && wget https://bootstrap.pypa.io/get-pip.py \ && python3.6 get-pip.py \ && rm get-pip.py \ && pip3 install --no-cache-dir setuptools wheel -U \ && pip install gunicorn mysqlclient \ && apt-get clean all \ && rm -rf /var/apt/lists/* \ && rm -rf /var/cache/apt/* ENV CPLUS_INCLUDE_PATH=/usr/include/gdal ENV C_INCLUDE_PATH=/usr/include/gdal

Build

docker bulid -t wktadmin/django_geo:latest .

Or download it directly in dockerhub

dockerhub site: pull docker pull wktadmin/django_geo:python3.6

Add idea to gnome shell favorites

// create file:

sudo vim /usr/share/applications/intellij.desktop  
# or ~/.local/share/applications/intellij.desktop is ok.

// add the following

[Desktop Entry]
Version=13.0
Type=Application
Terminal=false
Icon[en_US]=/home/rob/.intellij-13/bin/idea.png
Name[en_US]=IntelliJ
Exec=/home/rob/.intellij-13/bin/idea.sh
Name=IntelliJ
Icon=/home/rob/.intellij-13/bin/idea.png

// chmod permissions

sudo chmod 644 /usr/share/applications/intellij.desktop
sudo chown root:root /usr/share/applications/intellij.desktop

Reducing the filesize of complex 3D .OBJ models

create a filter script:

create a filter script for example to reduce any model to 32,000 faces script:

<!DOCTYPE FilterScript>
<FilterScript>
 <filter name="Quadric Edge Collapse Decimation">
  <Param type="RichInt" value="32000" name="TargetFace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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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type="RichBool" value="false" name="Selected"/>
 </filter>
</Filter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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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labserver -i original.obj -o new_small.obj -s 32k.mlx